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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导小组为例，完成其机构设置实体化下的功能主义职权配备，或许是更为便宜、可行的地方政府层面之规范进路。
县辖市是基于城市化程度而给予某些地区以特定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政区载体，实质上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小微型城市，是设在县以下政区层级上的市。由此，城市获得发展的动力，而居民也获得民主的训练。
尽管在当前我国的政治环境中，村级市既无法建立城镇化的行政管理体系，也难以获得与其他城镇平等发展的政治地位，[34]但村级市或者县辖市（镇级市）的尝试都反映了基层社会对于城市化的迫切期待。（3）县级市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应予取消，取消之后的县级市可以称为省辖市，也可以改回为县，取决于其城市化程度。镇的本质功能在于为城市与乡村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提供连接、转化和边界。去镇化主要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法律程序及其背后的民主正当性问题，在此不过多讨论。理顺县（市、区、旗）和经济发达镇的关系，做到权责相称。
以管辖关系来理解政区的宪法地位是一种相当下意识的思维路径。实践中，不仅有县辖市（镇级市），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村级市[33]的冲动。相比于前者，他更关注法学家关于法律之观点这一意义上的教义。
在《法则篇》中，希波克拉底借用一个比喻来对此加以说明：学习医术就好比植物的生长，而传授的教义就仿佛是它的种子，[13]因此，医术来自于可以被传授的教义。内特布拉德（Daniel Nettelbladt）则区分了理论法学与实践法学，认为前者包含着指涉权利与义务但与法律活动无关的真理（如什么是买卖契约，它会导致何种权利义务），而后者包含的是与法律活动相关的真理（如买卖契约如何起草）。一是教义和定理（Theoremen）被区分开来。[20]如此就建立起了从（对经验资料的一般化）归纳到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再到法律的链条。
另一方面，如果使用精确表述的话，教义性规则也能依据具体情形来确定法秩序的内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剔除在中世纪早期所流行的文献之中的相互矛盾、语义不明、重复，弥补文本的缺漏，以此来修复《国法大全》。
[58]虽然本书已无从可考，但我们可以通过把握整个自然法时代的基本思路来印证其倾向。这些学者被称为教义学者（Dogmatiker），他们秉持以经验科学为导向的理论构造，试图通过归纳来确认一般法则或命题。塞内加认为，如果可以将某个命题体系中更加特殊的规定回溯到位于体系顶端的教义（法令）上去的话，那么教义就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规则或法则。沃尔夫坚持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建构的自然法，力图将欧几里得的数学方法（几何学方式）转化成为一种封闭的、公理演绎的自然法体系，强调所有的自然法规则均应该按照无漏洞的演绎方式，从较高的公理到最小的细节都推导出来。
但狭义上的规定与教义之间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即狭义上的规定依赖于教义，就好像树叶依赖于树枝，树枝依赖于树根那样。柏拉图学派的门徒们发扬了这种观点，他们将法律视为民众的政治教义、[17] 城邦的教义、[18] 明智之众人的教义[19]或人群或某个有威望之人的政治教义。一种是合成组合术（combinatio collectiva），也就是特征联结法，借此可以一再获得更特殊的情形。[29] 总体而言，古罗马时期教义观念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
应当承认，当时的哲学家并没有对教义一词进行专门的厘定和界分，对这一概念的讨论是与对科学/技术以及知识/意见的区分关联在一起的。[68]上述方法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基础，也实现了智识体系（intellectus systematicus），这种体系被认为是公理化的，它以明证原则（principia demonstrandi）为前提。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术语尝试之后，这种类型的一般原理或命题最终被命名为教义。[37]编纂者还运用了归纳以及类比这些辩证法工具，从而造就了从个案解决办法过渡到规则的一般化倾向。
[39]清教教义学则只是取消了其中教会的中介地位，而代之以上帝与人的直接对话。[77]最后，法教义学被认为是概念-命题的体系，因而区别于论题学（Topik）。这种相似性使得莱布尼茨将神学的分类法引入了法学，即将后者分为教学式的（实在的）（didaktisch/positiv）、历史的（historisch）、注释的（exegetisch）和论辩式的（polemisch）四个部分。[65] 莱布尼兹认为其教义学理论对于立法和法律适用均有实益。但事实上，法教义学的观念源远流长，其基本观念与方法论基础的形成要远早于19世纪。[69]沃尔夫认为通过明证方法可以达到实在法的确定性和实用性，因为一旦实在法被置于某个逻辑体系，就可以根据每个规范在体系中的地位来对它们加以检验，也就不会再存在解释的疑问。
这种通过神学流传开来的教义方法论给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打下了烙印。[33]所以，古罗马时期的教义与规则、一般的规定是等义的。
这使得法教义学区分于其他的学问：首先，法教义学是一种受权威拘束的思维，因而有别于研究型思维。因为实践提供的只是供观察的材料，必须通过总结和一般化才能获得一般原理。
论题学涉及的是一种以问题为取向的思考技术，这门思考技术运用的是个别思维和情境思维。[52]后两个方面促成了理性的教义学。
在方法论上，法教义学被认为是公理演绎方法（几何学）构造出的概念-命题体系。[34]可见在当时宗教教义与法律以同样的方式具有拘束力。[61]［美］罗杰·伯科威茨：《科学的馈赠——现代法律是如何演变为实在法的?》，田夫、徐丽丽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在他看来，法律来源于事实、也受制于事实，而规则提供的是从法律中一般性地获得的学说，它不以任何事实为基础。
所以教义并不意味着不可动摇或不得批判，而是论证上的证明分配形式。但随后，有一部分实践学者开始寻求具体病例之间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只能以涵盖多种情形的一般命题形式来表述。
在阿佐（Azo）看来，法学的教义就好比其他学科的原则，教义构成统一的学说（doctrina），而学说必然以教义的体系化作为目标，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消除罗马法中的矛盾。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否认教义的权威，而是从论题式的权威变成了体系化的权威。
相反，教义学思维的目标则在于依据某个权威的想法去进行思考，它只限于穷尽这种想法的意义内涵。在此基础上，人文主义法学认为教义是用以表述法律的规则，教义法学是法律科学的组成部分。
[44]Vgl. 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181-182. [45]参见舒国滢：《评注法学派的兴盛与危机：一种基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由此开始，法秩序的统一性被视为法教义学的重要目标：法律的每一领域都由高度结构化的规范和概念体系组成，而这一学说构成了有待研究的唯一主题。[8]论者们同样忽视了莱布尼茨在考察神学教义学和法教义学之外，同样承认医学教义学，并力图在科学理论领域定位医学教义学的渊源。莱布尼茨并不将上述两种组合术限于概念，而是也将它们扩展至命题之上，并希望通过概念组合术来查明特定表述之间存在的所有定理。
不过一开始，罗马法学并非后世所想象的那种法教义学或法律科学意义上的法学研究，[25]罗马法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法律解答、撰拟契据和协助诉讼等实务活动。也就是说，教义大多表达了教义拥护者关于行动或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同时也表达出了（在拥护者眼中）必须做之事的内容，所以具有规定性。
关于该词项参见Heinlich Schmidt, Philosophisches W?rterbuch,15. Aufl., durchges., erg.und hrsg.v. Georgi Schischkoff, Stuttgart: Kr?ner,1960, S.117. [5]Vgl. Bernd Rüthers, Christian Fischer, Axel Birk, Rechtstheorie mit Juristischer Methodenlehre, München: C. H. Beck,2015, S.195-196. [6]例如参见Ewald Johannes Thul, Untersuchungen zum Begriff der Rechtsdogmatik, Mainz: Dissertation der Rechts-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t der Universit?t,1959, S.33.图尔甚至因而将法学视作神学的分支【摘要】 从历史上看，教义学观念首先起源于古希腊医学，随后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的规则法学继受了相关观点并予以创新。
[12]Vgl. Hippocrates, Parangeliai, in: Hippocrates Werke, hrsg.v. Johan Heiberg, Lipsiae: Teubner,1927, S.34. [13]Vgl. Hippocrates, Nomos, in: Hippocrates Werke, hrsg.v. Johan Heiberg, Lipsiae: Teubner,1927, S.8. [14]从词源学上看，在希腊语中要想将dogma和doxa区分开来也比较困难，因为两者均从词根dok-演变而来。例如，契约可以分为债权的与物权的，以及要式的与不要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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